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议论文《师说》，意为“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”。这句话看似平实，却在中唐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——当时魏晋以来的“不事师”风气盛行，士大夫阶层以从师为耻，甚至嘲笑为师者“狂人”。韩愈在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，目睹士大夫“耻学于师”导致学风败坏，遂作此文批判时弊，倡导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的从师理念。
《师说》全文围绕“从师必要性”展开，逻辑严密，层层递进：
师说
唐·韩愈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
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
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！欲人之无惑也难矣！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；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，愚益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？
爱其子，择师而教之；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。
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，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。”呜呼！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！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”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韩愈在文中明确师者的三大职责：“传道、受业、解惑”，强调“人非生而知之”，从师是解惑的唯一途径。他痛斥士大夫“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”的虚伪心态，指出其智慧甚至不如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”。文章以孔子师郯子、老聃等为例，提出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的平等师生观，至今仍是教育思想的重要遗产。
这篇文章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典范，更展现了韩愈“奋不顾流俗”的勇气。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记载，韩愈因“抗颜而为师”遭“群怪聚骂”，甚至被视为“狂人”，却仍坚持“收召后学”。这种以文载道、力矫时弊的精神，让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这句话超越了字面意义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精神坐标。
当我们今天重读《师说》，是否也能像韩愈那样，打破对“师”的身份偏见，以开放心态拥抱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的求学真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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